效法孔子大作

效法孔子大作

西方与其在人权上斥责中国，倒不如问问当局自奉的儒家道义  

Jasdev Singh Rai  英国《卫报》 星期六 2008年8月16日 12：00 BST

文火/译

       奥运开幕之际，中国的胡主席揖别毛（泽东），并拜奉儒教。

      很多中国人认为，儒教价值观可供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学习。也许吧。但问题是,中国的政权果真遵从孔子吗？与其讨论人权，倒不如询问中国政府对儒教及个人尊严的理解。

      中国的不良人权纪录比比皆是，它不该以主权及悠久文明来为之开脱。在联合国同印度一道，常以国际人权标准是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来应对抨击。两国都表明其文化和哲学有别于西方。他们坚持在权利之外，个人也有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宣称在个人权利及高于个人的社会权利之间有一种平衡。他们辩解说，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比西方绝对个人权利的理念要高尚得多。

       印度从没能够真正说清，取代传统人权语言及概念的确切原则与理念。而中国做到了，它经常援引作为其古老文明基石的儒教。

      孔子，如同其他许多杰出的东方哲人，生活在一个绝对的君主专制时期，不难理解其政治观念与相似专制政权的联系。而中国，当然，是个一党制国家。然而，儒教并不排除政府在某种形式上的民主共识。儒家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的特权，并不能用来为中国侵犯人权和大量行刑开脱。

      在很多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并是唯一拥有在正当司法程序确立的原则上合法行使暴力的力量。作为回报，个人的某些自由和权利由国家保证免受侵害。在东方的理论中，趋向于强调个人对君主和国家所欠的责任。但这不是单行道。国家对个人有责任——不仅仅照料好人民的经济福利，而且要维护个体尊严并表达对弱者的关怀。这是中国在公共论坛上没有讲解或阐明的方面。中国以自身文化体系为其统治权辩护时，这一方面很容易被忽视。

      孔子寄希望于公正的政府，贤良的君主，有同情心的统治者。他崇尚孝道——孩子，年轻人和平民之于父母，长者及掌权者的责任。如今，后者意味着国家。人们期望掌权者贤明和尽责；期望他们对弱势群体以至个人的怜悯与尊重。以德治国是儒家的口号。儒教中的人道主义概念是“仁”。甚至像启蒙运动时的哲人们那样，孔子认为对暴虐统治者的反叛是合理的。

      也许我们极其需要对要对中国提出建议，但不是要求那些基于西方概念的人权承诺，而是中国对于儒教的承诺。我们应当邀请中国来阐释，孔子所说的对待国民，犯人，以及过失者的义务和责任。他关于人的尊严是怎样的论述？或关于尊重他人的领地？关于暴虐的统治者？在他的那个时代这些问题几乎与现在一样的多。

      让我们用其自身的语言和游戏规则同中国的政权对话。我们甚至应该邀请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为我们讲解孔子及个体的尊严。孔子不是曾说过：“子为政，焉用杀”吗？（《论语·颜渊第十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