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大跃进

北京奥运
中国的自由大跃进
2008年7月31日

中国的崛起可喜可贺——但北京奥运不在其中

      正如60年前George Orwell所说，“体育一贯是忿恨的缘起”。本报2001年就曾见识过，那时我们不满北京获得2008奥运主办权，并将它与1936年纳粹组织下的柏林奥运会作对比。中国的官僚和平民横眉怒目：西方敌对势力不依不饶地阻挠中国的伟大复兴。

      某些人对北京赢得奥运争辩，同样是徒劳。当游客着陆于北京极现代的航空港，或是结队进入壮观的新体育馆时，多会对中国实现高度现代化之快而感到诧异。中国的确在崛起，体现在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体现在未来任何全球事务中，不管是全球变暖还是全球贸易（参阅本期关于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社论），对它作为不容忽视的超级大国的认同感在增强。这个商业及运动员的淘金盛会，确乎是中国崛起的合适象征？它的先例不是1936年的柏林，而是1964年的日本或1988年的韩国，庆祝即将到来的经济强国时代：与重新和平融入其本国人口占五分之一的世界相称，本届北京奥运只会更好更大。

乏味的奥运会

      中国的崛起可喜可贺，但奥运会与其关系不大。总的说来，承办奥运对于中国的开放弊大于利。促进开放的两项巨大推动是在奥运会之外。其一是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步伐，继之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飞跃式的发展。其二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推广转变了社会。奥运会则相反，见证了CPC一再坚持用极权控制北京。它以所谓恐怖分子的威胁为借口设置限制性安全警戒线于城中，并且削减普通商务人士的签证。

      安全部队在西藏三月动乱之初的反应，或许因高度的国际关注而有所收敛，以及对当局在四川五月地震的救援措施上有一些影响。政府也使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的采访较为容易。而多数情况下，安全部队仍像平时一样苛酷；但不管怎样，CPC的信息管制系统还是被迫应对来自互联网的新压力。

      那些辩称奥运于中国有益的人有三个具体理由，没有一个立得住脚。第一，中国官方本身说奥运将带来人权的改善。这是掩耳盗铃。中国人现在比30、20甚至10年前都自由得多。CPC很大程度上已淡出公众生活领域，国民相对财富大增。但那并非得益于带来诸多压抑的奥运会。为奥运兴建国家顶级场馆设施，大量住户被迫迁离。当局担心抗议活动窃取媒体头条，冷落中国现代建筑或非凡的体育成就，因而更加不遗余力地监控异议人士。中国的自由征程仍是有明显的限制；HJT自2003年当上国家主席以来，国民的个人与经济自由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政治自由仍令人失望地被钳制。

      第二，北京奥运将成为第一次“绿色”奥运，北京及其它奥运场馆亟待清理。这种声明荒唐可笑。一个全新的环保主义远胜于为清理赛艇海域的毒藻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北京能否提供清洁空气，以使马拉松运动员安全跑完全程，仍不得而知。要是北京做到了，也不会是任何关于奥运带来的转变进程，而是最近几周孤注一掷的结果：污染型企业减产或干脆关闭；北京半数的汽车被禁止上路。

      第三个吹嘘不会从中国外交官口中探出。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不只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唯一原则。可有些外国人却声称，奥运会将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顺从。西方的官员们不失时机地吹捧中国的功效：说服北朝鲜至少就解除核设施开展会谈；哄骗缅甸军政府同意古怪的联合国特使入境；劝诱苏丹政府远离种族屠杀的政策。但上个月中国仍然对联合国制裁津巴布韦草案投了否决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苏丹总统奥马尔·艾·巴希尔，而中国想通过联合国投票加以制止。

北京主义

      中国领导仍然固守他国内政“不容干涉”的政策。就目前中国而言，它获得大批国民的支持。奥运会正发生在决绝的中国民族主义背景中——对于境外关于西藏动乱的报道，以及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城市遭抗议的愤怒，正是其鲜明体现。

      所有这些都是在奥运会开始之前。Orwell将国际体育赛事称之为“模拟战争”。当然这种进程比实际情况好得多。如果承办奥运会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外交胜利，或是体育上的胜利（胜券在握），都无可厚非。但危险的是，CPC正丢弃意识形态，在生存与合法性上用政治控制、经济发展和民族自豪感做赌注。民族主义的症结是会加剧竞争——并总是需要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