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i: China's Born-Again Giant

上海1980（第三部分）

        上海乐于展示她在医疗方面的成就，我被邀请去参观心脏手术室，然后是一例用针灸实施麻醉的肺部手术。不过我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高天水（音）脸上明朗的笑容，他紧紧抓着我的手，然后用毛笔写下几个大字：“热烈欢迎美国朋友”。
        他的“手”——有人提议这应该被称为“上海手”——是由两只装在右手腕人造装置上的脚趾组成，这种方法是由48岁的第六人民医院医生余春江（音）发明的，已经实施了超过500例断肢和断指再接手术。
        医院相信他们保持着从事故发生到成功实施手术的最长间隔时间记录：36小时——虽然那次手术对于25岁的受伤者高先生并没有起到帮助，五年前他在一次爆炸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双手。
        作为此类手术的第一例，余医生从高先生的两只脚上分别截取了一只脚趾，并把它们接到手上替代失去的拇指和食指，微小的叉状不锈钢钉将脚趾骨和手指骨连在一起。
        经过锻炼，高先生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完全能自理。”
        余医生补充说，对比人造假手，“真”手的优点是病人有知觉。
        “是的，我的手指有感觉，”高先生赞同道，点起了一只香烟。
        “这是我们的军械库，”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史方玉（音）说。在他的点头同意下，我跟着他走去停放在那里的火炮——美制37毫米反坦克炮。
        这些供应给国民党的火炮在这里找到了新生，它们被用于拍摄反映中国30年代和40年代战争的电影。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于1920年拍摄于上海，这座城市也一直将自己视为艺术殿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们突然发现没有电影可以看了。
        江青，毛主席的第三位夫人，曾经作演员在上海拍过电影，作为毛主席支持下掌权的四人帮之一，她掌管了艺术作品的创作方向并大肆破坏，老电影被禁播，新电影中只有关系八个革命主题的才被允许播放，工会接管了电影厂，18位演员和管理人员被贴上“魔鬼，妖怪”的标签，一些人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寻求解脱：自杀。
        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记者在文革时被命令写假话的故事，史先生——一位戴着眼睛额头高高的人告诉我：“剧本参照的是我的真实故事，这是电影厂里确实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把背景换成了报社。”
        电影中，记者戴着手铐被拖进监狱。史先生被控犯有反社会言论罪，被禁闭在电影厂两年半时间，之后他被带去一个“干部学校”，作家和艺术家在那里接受改造。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种水稻和采棉花。回到电影厂后，因为拒绝受工会头子的指使写一个剧本，他再次被赶出来，送去了一个国家农场。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回到了电影厂。
        电影厂已经恢复运作：去年拍摄了14部电影，没有一部有明显的情爱场面，“我们在紧闭的门后亲吻我们的爱人，”史先生说，“但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主题，唯一的限制是不能反对社会主义。”
        四人帮的其他三个成员也是根植于上海，所以上海人认为没有别的城市有他们受到的苦难多，工厂和学校一片混乱——如果那还算是工厂和学校的话。“政府停止了工作”，被处决的人当中甚至包括一位上海交响乐团的乐队指挥；很多官员死于狱中；工人私设法庭审判工厂主管。上海因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的大约有一万人。
        我遇见的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进过干部学校，吴兆光（音），一位50年代曾在新泽西州泽西市实习的外科医生，因为忠于人民回到祖国，却被当成是中情局特工。“我被放进一个‘特殊学习小组’，”他说，“所谓的‘同学’，其实是来从你嘴里榨出话的。”

       之后，他被送去干部学校。老师是谁？我问他，“哪有老师！其实就是劳动改造。”他也有书可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但大部分时间的工作是种植和收割水稻。
        吴医生现在每天骑车去中山医院上班，他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按本地标准是非常大的”），对于200美元的薪水没有丝毫抱怨。但我在想，他的头发有多少是因为四人帮而变白的。

        很难想象有比潘全福（音）更温和的人，他是上海木偶剧团的团长，我和他在剧团的后台见了面，那里曾是沙逊所拥有的仙乐夜总会。这个温文尔雅的男士站在白雪公主的道具中间，谈起了他在干部学校的时光和受到的打击。“我们被告知我们文革前所做的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木偶付出了“反革命”的代价，被全部销毁。
        南京路旁边是一个让很多人流泪的地方，老歌唤起人们的情感和泪水，一些人静静的站着，也许，陷入了回忆。

        在多教派教堂沐恩堂（意为沐浴在恩泽中）的楼厅上，我往下看着中国的耶稣教徒。长凳还被包裹着，13年岁月流逝，这里一个月前刚刚重新开放，另外两个教堂也得以恢复，佛教寺院被重新修缮。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长者，他曾一直是沐恩堂的牧师，1966年的时候红卫兵冲了进来，他用英语告诉我，“这些人砸碎了教堂！”他以一种愤怒的略微颤抖的语气，“所有的窗户！他们烧毁了所有的书！焚烧了十字架！砸毁了我们的管风琴！我们的钢琴手曾经是位风琴手，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你一定很伤心！”我深表同情。
        “不！就像约翰·韦斯利，善良万物和我们在一起，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我深深感觉到！”他在监狱关了两年，“没关系，那里倒是最安全的地方。”
        钢琴手铿锵地弹起“奋勇向前耶稣战士”，阳光穿过曾经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洒进教堂，一个美丽的早晨。

        解放后，上海人口暴增，现在，强制性（可能这个词还不够强硬）的生育计划已经使人口增长率放缓，中国用各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而最有效的无疑是社会压力。
        我从番瓜弄的居委会主任那里听说了关于计划生育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靠近火车站的的住有7600人的居民区。居民区有一个委员会，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隶属于更高一层的机构：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会组成地区委员会，十个地区委员会向市人民政府直接报告。
        王兰花（音）63岁，长的很强壮，她领导的番瓜弄居委会的职责包括：开展健康活动，鼓励学习党务——和推进计划生育。
        “我们教育年轻人只生一个孩子，”她说。“当父母们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好处时（包括一份如果生第二个小孩就会被收回的奖金），他们通常会比较支持。”她补充道。“在有的家庭我们会碰到阻力，一些夫妇生了一个女孩，所以他们还想再生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
        说服教育的压力效果很有作用，受到批评是很丢脸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妇坚持要第二个孩子而居委会无法说服，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便会采取行动。王女士的委员会也同样会请工作单位协助说服夫妇不要离婚，她说她所在的居民区保持着零离婚率的记录。
        番瓜弄由35座公寓楼组成，中间的人行道绿树成荫，这里是上海最好的住宅区之一，每每个月的房租仅需6美元。

        位于番瓜弄一角的是一个纪念所——几座球型的茅草屋，番瓜弄的名字也由来于此。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的时候轰炸了铁道厂，也炸毁了番瓜弄，居民在弹坑上架起了天然的掩体。
        3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段绝望的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日本人1931年侵占了中国东北。作为军阀和地主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上海，今天番瓜弄的所在地曾居住了很多纺织厂的童工，他们只能吃麸皮为生——米太贵了。
        王女士1935年来到这里，嫁给了一位街道清洁工。日本人入侵的时候，她向南看去，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两个外国租界——共约8000英亩的国际租界和法国租界没有受到攻击，日本选择了不侵犯这里的外国势力——直到1941年。
        1937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涌进外国租界，王女士和她的丈夫躲在靠近南京路的一处堆放建材的地方，他们不能抬起掩体，“如果任何人将掩体抬起，巡逻的人便会过来将它戳倒。”在这里，她坐在一根管子上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头顶的太阳让她给儿子取了个乳名——“像阳”，她怕孩子被冻死，对于她自己，“我根本就不想活了。”
        今天，王女士强调：“是共产党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一个本地组织的敬意：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

        我们还去了一趟香港，在那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还记得当年上海的租界，他们对租界的感情和王女士不一样。
        “你可以无忧无虑活得很精彩，”佛莱迪·伊莱斯说，他曾有一辆有专车司机的皮尔斯·阿雷老爷车。“只需付给服务生一点小费。如果你挣10万美元，那都是你的——不用交税。” 83岁的伊莱斯先生曾是一位上海的股票经纪人，也是一个地主，他还拥有一群在本地跑马赛上获过所有大奖的赛马。“生活很精彩，每个晚上都会有聚会，我们有最漂亮的夜总会，还有从美国来的一流的乐队。”
        伊莱斯先生一直待在上海直到1950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很快他便意识到留在上海只有死路一条，新政权接管了外国的公司迫使他们停业，为了巩固统治，政府开始处决一些中国人——也许有数千人。
        对上海有害的资本家对香港却有益，香港接纳了大约20万来自上海的中国人，包括许多纺织厂的主管，他们很快将香港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中心之一。

        塔里莎·格拉齐是少数仍然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之一。她是美国人，1927年被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派到中国从事扫盲工作。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她回到了美国，她本考虑继续在美国为协会工作到退休，但1951年她又回到了中国——而那时候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正值顶峰，她猜想是不是自己的观念太自由了。
       

        中国对她的归来表示欢迎，并将她安排在中国福利协会担任顾问。她不会告诉我她的薪水，但是她说她的收入比中国官员的最高收入标准——240美元要高。中国不忘朋友。
        “在中国，事情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她说。“虽然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躲，但是只要标准存在，中国就能建设成一个衣食、工作、医疗都有可靠保障的社会主义社会。”

        十一年工作经验让王美娟（音）在15吨大卡车的车盖下面操作得心应手，她用电线将发电机、车灯、喇叭连接起来，不一会儿，排气管就冒出了烟，又一辆交通牌卡车从市郊工业区的载重卡车厂下线。
     

  你可以任意定制卡车的颜色，现在是军绿色。身材瘦小头发稀疏的厂长吴运峰（音）告诉我。“我们以后可以提供淡绿色，桔红色和黄色。”上海的街道将变得多彩。
        之后我们在一个招待室里面谈话，招待室的墙上挂着伟人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当然还有现在的国家主席：华国锋。把蒋介石放在这里也不算牵强，吴先生微笑着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这个厂的前身是一个收缴国民党战利品的工场，工程师还记得那些名字：道格、福特、通用汽车。第一辆交通牌卡车生产于1958年，它的发动机仿自一辆3.5吨的国际牌汽车。
        有一天我走远了一点，穿过一片堆满了卷心菜的田地，戴着草帽的妇女们在棉花田里劳作，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乔治亚州。
       

        向西南23公里，我到达了闵行——但是仍然在上海，上海面积6200平方公里，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辖区面积都要大。
        闵行有6万居民，那里的工厂生产铸件、液压机、发电机。规划人员在这里犯了错误，一位街道委员会的委员告诉我。“这里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失调，所以男性多于女性，男人们找女朋友成了大难题。”

        规划人员面临着比调整男女比例更严峻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增加这里商品供应的数量和种类。这里台灯很多落地灯却很稀缺；女性需要化妆品。更大的想法还包括修建地铁和扩建下水道系统，但是上海并不富有。
        在建筑工地，旧中国的劳动方式仍然延续着——人们用担子挑泥土，用桶搬卸砖块，用铁锹挖地基。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仍然依靠沉重的体力劳动。
        这加剧了住房短缺问题，邵明（音），一位花白头发留着平头的工程师告诉我，上海解放后建设了可供40万家庭居住的房屋，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建设停滞，四人帮说住房并不重要，“我们有责任加快建设速度以偿还民众。”邵先生说。
        解放前通常六七口人合住一间房子，如今家庭规模变小了，地方也多了，年轻人想要他们自己的空间——千万要有抽水马桶。

        在上海老城，热水站替代了茶馆，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热水站——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人们聚在一起聊天。
        在一个热水站，两个大水桶咕噜咕噜冒着蒸汽，下面是一只烧木材的炉子，人们带着保温瓶和水壶过来，一壶水一分钱。
       只需付一分钱，一壶水便会放在桌子上。“为人民服务！”水站经营者说，他拿起我的水壶，引用了这句毛主席的话。
        水桶隆隆作响，保温瓶和水壶装满水，人们抽着烟聊聊天——老城的邻里生活。
        我沿着弯曲的小巷走下去，路边的炭炉上煮着晚饭，一个妇女在公用水槽洗碗。我透过窗户窥探里面小小的屋子，有时候我能看见梯子和架子——那是用来睡觉的隔层。

         Sally Yung Yang和她的丈夫Ching T.Yang住的三层楼房空间很大，他们有两个佣人和一位兼职园丁。“再有一辆汽车和一位司机我们的生活就和从前一样了。”杨女士说。她可以买一辆车，但是觉得修车和找司机太麻烦。
        这位从前的资本家现在是一位官员。杨女士头发花白和蔼可亲，她的丈夫1930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从前？如果这对夫妇的资产换成美元那将会是六位数。杨女士的爸爸和伯父据说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在上海拥有九座棉花厂和八座面粉厂。共产党接替政权后，她父亲的十六个孩子大部分都逃走了。“他想留下来为祖国作贡献，”杨女士说。
       共产党有了奇怪的转变，1949年，没收了许多工业资产后，新政权转而参与进了杨家产业的经营，并逐渐购买其资产。听说许多以前曾受威胁的资本家现在都过着不错的生活——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苦。一位外国观察员认为，共产党联合开明的资本家是因为共产党需要他们的管理能力和商业技能。现在，为了寻求外国投资，政府希望投资者们看到，他们不必害怕中国共产党。
        “我们现在不是资本家，”杨女士说， “我们只是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

        沿着一条散落着管子和建筑垃圾的马路，人们携带着铺盖走向宝山——长江与上海交汇的地方，我也正前往那里。
        宝山：意为堆满宝藏的山。可我并没有看到山——只是一片灰色的平地。我在想是不是建筑大军将山移走了。
        如今的宝山又有了别的意义：钢铁。这里将最终建成的钢铁厂年生产力达600万吨，是现在上海总产出量的两倍多。
        蒸汽锤和挖掘机奋力工作着，这里并不缺机械，日本为建设宝山提供了必要的机械，以及贷款。但是劳力是典型中国式的，当中国想要做点什么，她总能聚集数量惊人的劳动大军。
        宝山的20000名工人中有6000士兵，他们建造矿石和煤炭的储藏库，那里已经竖立起一座焦炭炉的烟囱。我遇到了来自西部省份四川的工人，他们戴着安全帽，坚毅的脸和叼着的香烟让我想起了我在其它地方见到的宏伟工程的建设者，比如，蒙大拿。
        在轧钢厂工地一个巨大深坑的混凝土斜坡上，写着一条有些拗口的标语：“发动一场以提高质量标准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和实践经济的运动。”我下到那个深坑，和来自内陆省份湖北的工人们交谈。
        三个20出头的女子倚着铁锹，等待递来的下一趟水泥。她们刚来宝山两个月。你们想家吗？羞涩的笑声。“想”，一个人说。
        你们喜欢这个工作吗？
        笑声过后，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女子说：“我喜欢，因为建好这个厂很重要。”

        在工地旁边的稻田里，妇女们弯着腰收割水稻，连枷拍打着稻穗，铲子将稻谷抛向空中，一头水牛朝着昏黄的落日慢慢走去。
        经历了落后与混乱，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经搭上了发展的快车。历史的负担正在减轻但并未消除，宝山钢铁厂正迈出中国发展的坚实一步。“我们落后，”一位宝山工程师说，“但我们不会永远落后。”

  祝愿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