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的终结（二）

II.

过去的十年中，西方一直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便没有什么可以可以信奉的了。他们将变成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没有信仰和理念，只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国家追逐利益。然而现实情况是，和历史上无数独裁者一样，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者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有着一整套信念。他们信仰的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一样完备而系统化的世界观，而是一套广泛而现实化的观念，关于政府，关于社会，尤其是统治者与统治下人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的统治者们坚信，强大的中央政府比孱弱的民主体系更有利于管理国家；他们坚信，只有守序而稳定，才能够使人口众多而易于煽动的民族走向繁荣；他们坚信，民主制度带来的犹疑与混乱将使国家限于贫困乃至分裂，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坚信，只有在国内实行强权统治，才能在国际上赢得力量与尊重，才能够保护与发展自身的利益。从中国漫长而波澜起伏的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是，一旦国内的政权陷入分裂（disruption和division有本质区别么？），国外势力便会趁虚而入，干涉国家内政乃至大肆掠夺。1989年国内的学潮在国际社会看来是政治上值得嘉许的开放改革，而在中国的领导人看来，反对意见的示威几乎已把他们逼到了生死边缘。

由此而言，集权对中国与俄国的领导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信仰。信任“历史已经终结”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们也许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苟延残喘的集权政体也不受他们欢迎。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有着杰出的集权政体可与中俄两国并称。在政治理念上，17、18甚至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都对其政权结构的优越性坚信不疑。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18世纪之前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制度是将统治权交到道德败坏、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暴民手中。在20世纪上半叶，民主制度与集权制度两大阵营可谓棋逢对手，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前者之列，后者中则有德国、俄国与日本。对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小国来说，采用两种制度的机会几乎是对等的。进入20世纪后半期，民主制度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直到80年代它才成为最为普遍的政权结构形式。

将集权制度作为最佳选择并非俄国与中国领导者的首创。往往有人说俄国与中国的政府只在意如何中饱私囊，中国的统治者无非一群独夫民贼，克里姆林宫则是“俄罗斯公司”的总部。中国与俄国的领导层的确是在为自己谋福利，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令他们沉迷不已。然而历史上有诸多伟大的君主、皇帝与教皇也是如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借权势发家致富也是自然之事。然而对掌权者来说，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执掌权力是为了一些更高的目标：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抑或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从而带领他们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权力。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至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与俄国统治者治下的的民众中，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者会占主流地位。

如果承认集权制度有其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与俄国的统治者或许的确是实用主义者不假，然而他们最为关注的现实便是如何保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普京眼里，他自己的利益与俄罗斯的利益乃是一体的。路易十四曾有名言：“朕即是国家。”这等于将他本人视作法兰西民族的化身，法国的利益与他的个人利益也便结为一体。而普京则宣称自己继续治理俄罗斯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继续保有权力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路易十四不可能想像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要颠覆其王权，同样普京也不会觉得自己放弃权力会对俄罗斯有利。裴民新（音）曾经说过，如果中国的当权者需要在发展经济与保留权力之间做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权力。这便是他们的实用主义。

集权政体致力于维持其存在，这同样也会影响到其外交政策。在帝制时代，外交政策服务于帝王的利益；在宗教时代，则服务于教会的利益。在现代，民主政体制订外交政策时将着力在保护民主制度的安全性。今天，集权政体制订外交政策时，如果不是为保护集权制度考虑，至少也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内政政策对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俄罗斯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化的俄罗斯，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化苏联都与北约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其邻国也算交好。这些邻国对民主制度也抱有友善态度。然而现如今，普京却将北约组织视为敌对的存在，将其扩张视为“严重的挑衅”，甚至发问“北约东扩到底是针对谁？”事实上，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相比，北约对俄罗斯的侵略或挑衅性质都没有增加分毫，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所收敛。北约正逐渐变得温和，相反俄罗斯却渐显强硬。在俄罗斯处于民主时期时，俄罗斯的领导人将其利益与自由主义民主世界的利益牢牢绑在了一起。而今天的俄罗斯政府对民主政体却满腹狐疑，对那些卧榻之旁的民主政权更是如此。

这也不难理解。步入21世纪之后，集体制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然而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处于少数派。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首的民主主义联盟（又称“以美国为核新的大国集团”）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民主制自由主义也随之君临天下。中国与俄罗斯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这个圈子之外。“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制订游戏规则，然后由你们来打分，说我们是些‘不听话的家伙’。”一位中国官员在今年的Davos上诉苦道。普京也抱怨说“西方国家老是拿民主制给我们上课。”

北京与莫斯科的集权制政府眼中的冷战后的世界，与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政府看来恐怕大相径庭。在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行动大举镇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民主主义社会对其进行了经济约束，甚至更为令人痛苦的外交孤立。在这一系列制裁中民主主义国家显示出了罕见的一致性。中国政府对此记忆犹新。据王Fei-Ling所说，“自那之后，中共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时刻担心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会不会孤立、针对自己”，因此“对政权的生存极为关注，几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国际推翻了巴拿马与海地两国的政府，并两度掀起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矛头直指米洛舍维奇的政府。由西方国家政府出资建立的非政府组织（NGO）对中东欧及中亚地区国家的反对党提供训练，并支持这些国家的选举改革。2000年，由外国势力资助的反对党和国际选举监督组织联手，终于将米洛舍维奇扳倒。仅过了不到一年，他便被押往海牙，锒铛入狱，五年之后在牢中去世。

从2003年到2005年，西方民主国家和NGO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家大动手脚，他们通过出资或协助组织的方式扶植这些国家的亲西方或亲民主派势力，帮助他们推翻了本国的集权政府。欧美国家对这些革命颇为喜闻乐见。从中他们看到，人类的天性经历自然演变，注定会带来政治上的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自由化民主。然而北京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则把这一系列变革视为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由西方资助、CIA扶持的党派取得成功，无非是助长了欧洲和美国的霸权。Dmitri Trenin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动荡都“使得俄国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令克里姆林宫“彻底完成了国际政策的转向”。

普京对颜色革命一直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因为颜色革命使他在地区事务上的野心受挫，另一原因是他害怕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发生的一切会在俄国重演。结果到了2006年，在俄罗斯的国际NGO不是被当局掌握，就是被严格限制，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关闭。即使到了今天，他还提醒人们要警惕俄罗斯国内的“豺狼”：“外国专家给他们办了速成班，又在隔壁的共和国练了练手，现在在俄罗斯跃跃欲试了。”他的担忧似乎有点荒谬可笑，然而却也并非毫无凭据。在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气势正盛。他们试图为“国际社会”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制止主权国家对其人民人权的侵害，以此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胜利果实。跨国NGO开始插手地区事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等国际组织开始监管选举，并有权判断对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国际立法专家则开始讨论是否应当改革国际法，引入一些类似“保护责任”或“自愿放弃主权”这样的新奇概念。

理论上说，这些改革对各国都是均等的。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民主主义国家在种改革中得以对非民主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插手干预。对中国、俄罗斯及其他集权制国家来说，太平洋天堑也帮不上他们的忙了。虽然美国历来对其主权视为至宝，然而却从来不吝于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横加干涉。欧洲国家虽然一度曾经是Westphalian的坚定拥护者（虽然只是理论上如此），坚信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今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如Robert Cooper所说，这套系统坚持“对彼此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连啤酒和香肠都要过问”。这成了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之间最大的分野。三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向不容许对别国内政的干涉，现在看来这成了对集权政权的保护伞。民主世界现在正在竭力除掉这道防线，而专制政体则奋起保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正因如此，对中俄两国来说，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比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引人注目，更令人不安，也更具有历史意义。中国的大使馆被美国战机摧毁，塞尔维亚遭受空袭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具有血缘关系，然而两国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北约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俄罗斯一度威胁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军事行动，作为回应，北约直接越过联合国不经授权直接采取行动，这也使得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剩无几的招数之一宣告无效。在俄国看来，这是对国际法约赤裸裸的践踏。不仅因为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战争，更因为这是对一个未采取明确侵略行为的主权国家进行了干涉。对中国而言，这不过是“打着民主旗号的霸权主义”。数年之后，普京仍然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约不屑一顾”，并称“北约与欧盟不打算对联合国附首称臣”。

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示的，现如今，“若是贸然抛弃国家主权这一概念”，恐怕会使国际社会上已有的法制秩序荡然无存。自然了，美国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在美国的历史上，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颠覆都屡见不鲜。然而即使是后现代的欧洲国家，也开始以“启蒙大义”的名义置国际法规于不顾了。如罗伯特·库伯所说，欧洲人的行为被“集体记忆中极端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大屠杀与移民潮”所左右，在这样的“共同历史体验”中，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充足的理由。基辛格警告说在一个“真相竞争”的世界中，这样的教条有使世界陷入混乱的危险。而库伯则回应道在当前的欧洲，已经“没有真相竞争的地方了”。

然而民主国际并没有什么机会在国际法规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找平衡。天安门事件中及其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在质疑：“美国政府有什么权利……如此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到底美国政府这一权利从何而来？其权利来自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一个公理：人生而平等，政府需保护公民不可转让的权利。政府的权力与合法性来自于其治下的人民，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对那些拥有同样自由主义信念的国家来说，保卫这一原则是他们外交政策的基础，哪怕为此发动战争，触犯国际法规也在所不惜，科索沃战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对中俄等国家来说，这一世界观并不成立，美国及其民主阵营盟国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并非因为这一世界观本身的正确，而是因为民主阵营的强大。对那些非自由主义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一种压迫。

这场争论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关于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其中的微言大义，而是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础概念，对专制政体来说这一命题可谓生死攸关。如果1989年民主阵营的主张得以推行，中国的统治者当时已然被废黜了，对此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普京曾经抱怨说“现在某些人对国际法准则越来越不尊重了”。他并不是仅仅指那些违反国际法的武力行动，同时也包括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政策”方面对俄国的种种刁难。他公开谴责西方国家将一国的法律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干涉了他国的“独立立法权”，而安理会和欧共体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成了民主阵营手中的“低级工具”。普京称，这样会使“人人自危，人们会感觉国际法再也不是可以保护他们的坚实壁垒。”

西方民主国家对此当然不予承认，然而普京和中国领导人的担心亦不无道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一直声称他们希望将中国与俄国并入国际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然而毫无疑问，中俄两国领导层对此会小心翼翼。如果专制政体不向自由主义低头，又如何能融入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