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钢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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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飞机进入最后一程，也就是中国南方的城市，广州，山峦迅速地退逝，片片绿色稻田接踵而来，随后紧接的是工业基地，向下俯瞰是大量庞大的蓝顶厂房和冒着烟的红砖烟囱群。铁道调车场和货车聚集地共同构筑出一幅画面，还有重吨驳轮沿着珠江湾缓缓前行。凭借着如今这股超越近邻香港的经济实力，广东省被誉为“中国的工厂”。

我参观的这家公司在去年制造了10万架钢琴——这几乎意味着在工作日的每分钟就有一架钢琴被制造出来。珠江钢琴公司的管理人员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产量。这里有3千名员工奋战在8条生产线上，这种感觉更像是在汽车工厂，而不是在生产钢琴这种精细的、需要触感的物件。绕着厂区走，空气里弥漫着木材和清漆的气味，锯子和钻头的噪音伴随着音锤敲击琴弦的共振，乐器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调音。公司代表告诉我，在没有与她确认之前，不要拍摄关于机器的照片。关于商业泄秘，她说，公司非常注意这点。

一架基本型的珠江钢琴售价约800英镑，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笔巨款。不过对中国急速成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这笔钱算是预算内一个还好的价位。他们所拥有的新财富，与渴望下一代拥有一个超越他们的童年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促生了中国这场对钢琴的魂牵梦萦。保守的估计现在中国有3千万儿童在学习乐器，但许多统计的数字要更高一些。一位学者告诉我，中国掀起了一场“钢琴热”的流行。

音乐课程非常严格。家长们坐在课堂里，做着各式各样丰富的笔记，学生们被期望每天练习3到4个小时。Shirley Young是一位时尚的华裔职业女性，现在回到上海居住，她解释了这套系统有多么严格。“在西方，初学者学习音乐是为了娱乐，但这里则是一种训练。这不是引导型的学习——你不是随性发挥或让人生更精彩。”

朗朗和李云迪是现在CD产业的宠儿，也都是这种集中式教育的产物。他们是优异的音乐家，尽管有批评的声音仍然指向他们演奏中情感的深度。朗朗的父母为支持他的学业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多年来他们一直过着相距百里开外的分居生活。

独生子女政策和新财富聚集的结合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父母对儿女的利益拥有如此强烈野心。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钢琴是不可能的事。毛的夫人的“四人帮”将钢琴视为所有西方乐器中最危险的一种。这种乐器曾一度被描绘为棺材的同类体——一个发出如资本主义骨头般咯咯响音符的黑色的盒子。

我所遇到的那些经历过那段不愉快时期的人们并不乐意谈论那段历史，他们的微笑转变成一种古怪的神情，话题也会很快地转变，比如再来一杯茶或是一个关于伦敦音乐会的问题。真的，这并不意外，仅仅只是十年之间，许多生命和人生都被摧毁。比如钢琴家傅聪，被迫流落伦敦，其后他的父母不幸地选择了服毒自尽而不愿面对这个疯狂的政权所带来的恐惧。

回到广州，我遇到了一位乐意谈论这些的人。他侃侃而谈了3个小时，倾吐了他那令人震惊的故事。1958年，刘诗昆第二次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中国音乐家刚刚开始引起国际的关注。他回到祖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而不是像Van Cliburn（美国钢琴家）在抵达纽约后受到的欢迎年度胜利者时的抛纸带方式。不到10年以后，由于刘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他被称为“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并被送去打扫中央音乐学院的厕所。在一次事件中，红卫兵用皮带重击他，导致他手臂残废。

更糟的还在后头。由于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会见了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刘被定为苏维埃的间谍。毛的夫人私自下令将他入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他被捕入狱，囚禁在北京Taicheng监狱，什么都没穿，除了一件汗衫和一条薄裤。在2年时间里，他就穿着同样的衣着，在中国寒冷的冬季里几乎被冻死。饥饿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的所有食物就是一些玉米窝窝头、一碗碗的盐水和腐烂的、匍匐着虫子的菜叶。他吃下了那些虫子来补充蛋白质。每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刘都被迫跪在毛的画像前忏悔自己的“罪行”。“那个时候的中国，”他对我说，“是世上最疯狂、残酷、野蛮的地方。”

刘诗昆说他不再从演奏钢琴中获得多少乐趣。反之，他指望着未来。他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成立了钢琴幼儿园。家长们争先恐后为自己的孩子夺得一席之地，他们学习数学、语言，外面还有定期的体操课，但主要的还是每天的钢琴课。热情的老师带领着一群4、5岁但看起来对学习充满渴望的孩子。墙壁上挂着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画像。对于这些幼童而言，唯一的让步就是墙纸，上面画着金色的星星和银色的月亮。刘同意家长强迫孩子学习。“这么做，不好，也不坏。这只是正常的中国方式。”他经营学校是为了培养更多像朗朗那样的钢琴新星吗？他摇头，“我这么做，是为了补偿那些我失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