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的封建制——西藏迷思（第二章之二）

1959年以后随着中国人的进入，不管他们给西藏带来了什么灾难和新压迫，但他们确实废除了奴隶制和剥削性质的西藏农奴制。他们废除了大量存在严重剥削的税收，发展劳动项目，尽力减少失业和赤贫人口。他们建立了世俗学校，打破了被僧侣们垄断的教育系统。并且，他们还在拉萨兴修水利、电力系统。

Heinrich Harrer（后被揭发曾在希特勒近卫军中任职）写作了一本畅销书，描述了他在西藏的经历，并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他笔下的西藏反华分子“大多都是贵族、小贵族和喇嘛；他们被惩罚进行地位较低的工作，例如修筑道路和桥梁。更为屈辱的是他们被强制在观光者到来之前进行城市清洁工作。”他们还被安排在原来给乞丐和流浪者居住的房子里——所有的这些，都被Harrer引为中国人进驻后的可怕的不法行为的证据。[注33]

1961年，中国当局没收了领主和喇嘛的财产。他们把上千亩土地分配给了租户和无地的农民，并组织了若干公社……曾被贵族占有的牧群，成为了穷牧民管理下的集体财产。畜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随着灌溉系统的完善，各种蔬菜和新品种的小麦、大麦被引进，所有这些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兴旺。[注34]

尚持有宗教信仰的农民还是会向会向僧侣们施舍。但是自小被征入寺庙的僧侣们可以自由的放弃这种宗教生活，事实上有上千人放弃了僧侣身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其余的僧侣们从政府部门可以领到适量的津贴，通过一些祷告工作、婚礼主持和葬礼仪式可以得到额外的补助。[注35]

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最小的兄长Tendzin Choegyal声称：“超过1,200,000的西藏人，因为中国的占领致死。”[注36]根据官方195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镇压前6年——西藏当时的人口数为1,274,000。[注37]而另一份人口普查数据则认为西藏人口大约为2,000,000。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杀害了1,200,000名西藏人，那就相当于将西藏人赶尽杀绝，西藏就会杳无人烟，成为了死亡之地——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证据证明。即便是什么别的都不干，分布于西藏各地的零散中国势力也是没有办法集中这么多藏民，并杀害他们的。

中国当局称已经废除了鞭笞、残害和截肢这样的犯罪惩罚方式。但是，他们自己却被指控对流亡的藏民犯有暴行。当局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1966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迫害在中国和西藏都达到高潮。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叛乱以后，数千名的藏民被羁押。大跃进期间，劳动集体化和农业经营方式被强加于西藏农民头上，有时这给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放松管制“并试图弥补这过去的二十年来造成的伤害。”[注38]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改革，报道称这是为了把西藏变为自治地区。西藏人自此可以种植自留地，处理丰收的余粮，自发决定种植种类，拥有自己的牦牛和羊群。与外界的联系被合法化，边境管理放松，允许藏民自由探访流亡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亲属。[注39]20世纪80年代期间，大喇嘛们开始往返中国和其他海外流亡社区，“以修复西藏的寺院，并帮助他们复兴佛教。”[注40]

直到2007年，西藏佛教还被广泛的传播，并被官方允许。宗教朝圣和一些形式的礼拜在规定范围内被允许进行。所有的僧侣们都被要求签订保证书，称自己不会利用宗教手段来散布分裂主张和不同政见。展示达赖喇嘛的图像被认为是非法的。[注41]

20世纪90年代，占中国人口95%的汉族人开始大量涌入西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街上，汉族殖民的标志随处可见。中国人拥有工厂和大量商店和摊位。高耸的办公楼和大型商业中心被建立起来，动用的资金原本可以在水利工程和住房建设上得到更好运用。西藏的中国干部认为他们的藏族邻居落后懒惰，需要进行经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西藏政府内部，被认为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分子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再次掀起。因为搞分裂活动和“政治破坏”，一些藏民被拘禁、关押、强制劳动。一些人被行政拘留，却不提供食物、水和防寒物品。他们还遭受威胁、鞭打和其他虐待。[注42]

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教育，在学校里并没有被重视。尽管使用藏语教学，但是所教授的内容大都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家庭规定允许藏民家庭拥有三个孩子。（在中国汉族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另外农村规定汉族家庭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话，尚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如果一个藏民家庭违反了三个孩子的规定，超标的孩子不能享受照顾补贴、健康保障项目、住宅补贴和教育权利。这些处罚条例被地方非法强制实施。[注43]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相关规定在中国进驻前，藏民从未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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