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战的喜与悲（五）

Ignatius Mahendra Kusuma Wardhana

25岁，印尼学生活动家

“他们把我能到一个小房间里。墙上有很多血渍。”

20岁的时候，因为参加国家民主学生联盟，我被捕了。2003年1月，总统颁布新政策，提高燃料和电力价格，所以大量的示威游行在印尼涌现。我们在雅加达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最后还弄了一个仪式燃烧了总统和副总统的头像。警察包围我们，我有个朋友被捕了。当时我还没有被抓住，因为警察没有获得许可。但是我的朋友被蒙住了眼睛，他们恐吓他，说会枪毙他，把他扔到海里。后来，他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他是被捕了。

我们到警察局去找他时，警察出示了逮捕证，把我抓了起来。他们审了差不多七个小时，问了很多游行示威以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我参与的组织的问题。他们把我关到笼子里。他们称之为“老虎笼”，因为里面没有盥洗室；就像你逛动物园看到的关着动物的笼子那样。这儿也是警察殴打犯人的地方，所以墙上有很多血渍。

每次审讯中，总统的支持者们都会进来威胁我和我的律师。可能我的律师胆子不够大吧？在第六次还是第七次恐吓之后，他撤销了对我的辩护，放弃了这次工作。我十分绝望，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2003年4月，我被判处三年监禁。我被关押到一个名为“干电池”的小地方，因为那儿严重缺水——他们每天给我们供应一次饮水。那儿有个总统拥护者一派的囚犯头子，他每周都会跟我打一架。嗯，这并不是一场公平之战，他们大约有20个人，而我这一边只有自己。狱卒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想他一定是受贿了。

大赦国际知晓印尼运动，并发起了一次卡片运动，给我和印尼总统发来了卡片。我数了一下，有超过4000封的来信。他们的支持让我感到温暖，给我希望，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意味着相比以前，狱卒会关照我些。我在那儿呆了有两年七个月零三天：我在数着日子过活，但是这场运动让我的灵魂保持着清醒，这很重要！当我收到英国孩子们的来信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们会知道我的处境，他们会关心我。

印尼还处在发展阶段，这儿还有很多人权工作要做。我出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监狱外游行示威，因为尽管2004年大选后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总统，但是他还是延续镇压活动家的工作。在监狱度过的日子是一场噩梦，但是我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学到了很多东西。10月，我会到约克角大学学习人权和政治，之后我还会继续我的组织活动。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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