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战的喜与悲（二）

Hollman Morris

40岁，哥伦比亚记者，获2007年人权状况护卫者奖

“我必须找到装作若无其事的人们遭受的屠杀真相。”

我7岁的女儿刚才还在问我：“爸爸，你为什么只采访悲伤的人？”她刚看过我的一个展览，在那儿，我采访过哥伦比亚战争受难者。但是我向她解释，这些人们并不只是悲伤，他们还有梦想、希望和尊严……

我采访的人发出的是“另一个”哥伦比亚的声音，是一个你从未在大部分媒体上见到过的哥伦比亚，一个人们希望自己从未踏足的哥伦比亚。从我想要成为一名记者我就知道，我的工作就是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种需求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电视上正报道塞尔维亚大屠杀（1988年11月11日，当时一天就有70人被杀害。），我就在想：“且，这又怎么样？”几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在欣赏国家选美比赛了。这就让我确定了自己将来要成为记者的决心，因为我决定我必须发掘这个装作若无其事的国家人民遭受屠杀的真相。

这给我和所有扮演哥伦比亚战争角色的武装演员们带来了麻烦。从1997年开始，总是接到一个又一个组织的死亡威胁。但是我生命中最危急的时段则是2000年到2001年期间。一个曾被劫持和（被类正规军分子）强奸的同事说，抓她的人告诉她：“下一次该轮到Hollman Morris了。”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的妻子Patty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在大赦国际人权庇护者演出的帮助下，逃往西班牙。因为我可以从人权角度展示自己的作品。

一年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在西班牙的话，我就要干些粗笨的活——一个停车场的泊车小弟。所以，我就要做出抉择：是在西班牙了此残生（自杀可以让我从失败中解脱），还是回到可能会有生命威胁的哥伦比亚？

记者的工作就是关注人们的权利。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人权卫士。我们可能不是那些每天出版紧急公告的政治积极分子。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来说，当出现违反任何基本权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写作、出版和揭发。

我们一代并没能看到哥伦比亚的和平。我所希望的是，能通过新闻业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来生活，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和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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