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战的喜与悲（一）
图：Marjorie Nshemere Ojule，32岁，乌干达难民，现为英国妇女庇护中心受托人。
摄影：Katherine Rose
"如果我丈夫逃离了那儿，如果他看到我的照片，我热切盼望他能联系到我。"
在乌干达，我是一名活跃在反政治舞台的草根阶级：我在村子里工作，帮助妇女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教她们读书写字。我曾被拘捕了两次。我在那儿经历的恐惧，你不会希望它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甚至是你的敌人。我被拷打、强奸、烟烫、刀割，还遭受电击：所有那些你能想到的听来的刑讯手段都用上了。最后我逃了出来，来到英格兰。过程十分恐怖，但是我曾在这种痛苦下生活过，我只是希望能再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逃离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丈夫，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如果他逃离了那儿，如果他能看到我的照片，我热切盼望他能联系到我。如果他已经死了可能我还会梦到他，但是生命不总是充满着奇迹吗？
我现在的这个孩子是强奸犯的种，起初我不想养着她，我想把她托给收养所。2002年我到英国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了医院：当时我营养不良、脱水，也没有任何亲戚，内政部告诉我孩子生下来之后要把我遣送回国。6个月之后，他们承诺说：“嗯，我们会给她找个好家庭的。”，并派人来检查孩子健康状况。我表示，如果一户人家要先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健康，和相关信息之后，再考虑收养，我是不会把她托付出去的。这个时候我下定了决心，这也让我坚强起来：我的伤口已经愈合，我已经可以正视和认知到自我，我意识到这个孩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要把她养大是件困难的事，但是如果我没有她，我会在等待内政府决定的时候陷入疯狂。
“庇护所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了住处和其他种种。”——这话说起来轻巧，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庇护所工作人员们受现行体制桎梏。我的案子经历庭审的时候，法官认识到我所遭受的刑罚经历，让我继续在人权保障地居住。但是内政部对该项决定提起上述。这是2004年的事了。直到今年一月份，我一直没有着落，等待听到结果。最后他们给了我一个长期的逗留许可。
我已经受够了无所事事，所以我开始寻找救济机构。通过妇女庇护中心的妇女我认识了Natasha（Walter夫人，她维护着中心的运作）。从此之后，我开始演讲，述说我的故事，讲述那些不能说英语的妇女的故事。这听起来也像一种治疗方式：如果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发泄愤怒，抗议“为什么政府会这么做？”，这听起来很棒，我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问我：“天呀，Marjorie，你是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的？”我就说，我所做的工作能让我忙起来。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拜访下议院了。第一次的时候恐惧是难免的，但是当我站到台上开始说话，环视四周，每个人都在对我点头示意。我就想：上帝呀，我要努力。你可以对我的文件（庇护所工作人员的财务赞助申请）一天审批1001次（庇护所工作人员必须按流程遵从内政部规章。破坏签署流程会被判处拘禁。），但是你不能控制我的思想。我大脑呼喊：“大步向前吧！”Natasha告诉我，我是如此的让人惊讶，我的嘴里蹦出了：“我是因为你才出色的。”这让我失声，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是无法获得这种力量的。我要感谢他们。
我正在申请把10岁的女儿接过来，因为我妈妈，她的监护人，已经过世了。我真盼望着见到她——正是这种希望支撑着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