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革

中国文学，一如其国度，乃是广阔、易变、且不为西方所知。在理查德·李提交的两份报告中的第一篇里，他以文化的流变来考察文学的变迁。

“中国，就像是一艘朝你开来的集装箱轮船，”保罗·理查森说，他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国际研究员，“装满了圣诞节用的装饰品、家用电器，以及运动服，但要知道这轮船还有另外一边，装得都是书、绘画之类，一些我们完全忽略掉了的东西。”

“要是你问一位《卫报》读者，要他随便说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他肯定会无语的，”他继续道，“要知道这可是中国的世纪啊，这种情况简直没法想象。”

中国已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原材料消耗最多的国度、现如今其又将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地方，它正昂首阔步迈向其政经之标的。尽管北京正为今夏之奥运会做着怪异的努力，其13亿国民的文化生活真相对于西方来说仍然是一本打不开的书——其畅销书作者是多么的陌生、其巨著也仍待翻译。

而这一切更因为其出版市场之大而显得云里雾里、难以捉摸。

“在中国、光是东西的尺度就经常大得不可想象，”理查森说，“中国的出版市场是世上三大之一，仅次于英美，它每年要出版20万种新书或者旧书之新版，远远超过日、俄、德。若按册数来算，它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市场——官方统计每年有60亿本书，而这还不含盗版。按产值来算，2007年大概在40亿到50亿英镑之间，在美、德、日之后，排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则中国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文学世界，和西方的就好像两条平行线，完全不会相交，故西方也很难参透；它包括一些时代弄潮儿（苏童、贾平凹），先锋（西川、车前子），以及畅销书作家（韩寒，安妮宝贝），这里面有的一年能挣一百万英镑。但是在北京常住的翻译家、记者埃里克·亚伯拉汉森指出，这些作家在中国都像是海里的一滴水，“没谁知道卖掉了多少书。”

这都跟中国出版业的特立独行有关系。“按理说，出版是受国家限制的。所以没有私人或者外资可以进入出版业、除了印刷和出售图书，”理查森解释道。中国约有570家出版社，但他们直到最近才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文化巨头’，准备走向经济独立并且跟其他同行抢饭碗。”

但理查森又指出，正因为在中国，“事情总是比官方层面要复杂多了。”除了官方的出版社们，中国还有很多“文化工作室”，私人出版家为国有出版社（合法）提供出版的内容，或者干脆买了书号自己印（非法）。“同时外国出版社也不能直接参与其间，但是几乎所有的跨国出版公司在中国都有名目繁多的代表处，然后通过他们的中国商业伙伴绕开法律。”

这些反而使得还在适应市场的作家更难适应了，“作家们被挤东挤西，有时候也凑巧被挤到中间，”亚伯拉汉森说，“整个出版业是一团乱麻。”

但是在混乱的水面下，出版家们还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来打入这个发展中的市场——正如尼克·哈曼所说——这个市场正渴求着图书。

“你若是去大城市，会碰到些叫做书城的商店……有点像百货商场，”她说。北京书城有700名雇员，23万种图书上架。

“上次我在武汉，”她说，“星期天清早，人们在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有人坐在地板上、靠在桌子上、窝在角落里看书，拿起书就往手推车里塞。书店里人多气闷。”而且跟西方不同，来的大都是年轻人。“老一辈经过文革，他们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就算他们看书打发时间，他们也只看些经典老书，不会去书店买。”

“新一代在文革后长成，他们对经典没啥兴趣，但他们对社会变迁、未来、身边大事都很感冒。这些东西才吸引眼球。”

“老作家会抱怨年轻人不看书，”哈曼说，“但他们读的可比我们年轻人多得多。他们只是不看那些老头子规定他们看的。”不只是哈利波特（尽管JK罗玲正版盗版同样吃香），很多青春文学是年轻人自己写的，而不是被知名中年作家写出来的。韩寒，1997年17岁时因为写书出名，如今在玩赛车。张悦然，14岁就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但其情节相当色情。哈曼说：”这着实生动活泼，但不够伟大。”

年轻人同样在网上看小说，很多小说网站譬如榕树下和起点中文网有很多签约作家，他们自己去找新的作家，同时也将之出版。其规模也很宏大，榕树下宣称其拥有200万注册用户，页每日浏览量超过500万，网上有190万部作品。但正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文教授麦克·霍克斯诚言，中国的小说网站和西方的同行相比，在于他们所承载的内容完全不同。

“跟我们这儿相比，中国的网络对文学而言非常重要，”他说，“人们对于网络态度认真、严肃讨论，而且知名作家也参与其中。”

企鹅出版社中国总经理乔·路斯比甚至强调：“现在中国所有真正有趣的作品都来自网络，”她说，“因为在被严格控制的传统出版业之外的自由空间里，网络给了中国文学一股更强劲的推力。”

作家和出版家动用了21世纪所有的多媒体工具：博客、音频、电子书。“手机文学在中国很常见，”路斯比说，“北京地铁人多拥挤，你没空间打开一本纸质的书，所以人们只好在手机上看。”企鹅正和中国移动讨论把企鹅经典文库搬到手机上去。

在伦敦定居的中国诗人杨炼说，网络对于诗人也变得异常重要。过去几乎所有正规出版社、杂志社都拒绝出版任何诗歌，“现在网络诗歌的力量使之成为建国后的最高峰。网络使得全国各地的诗人几乎每天都能碰头。”他们可以探讨文艺，给出反馈，甚至共同创作。“就像回到了70年代，文革刚结束。就跟我们在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样，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在网上发表诗歌，或者印出来给朋友看。”

和70年代搞地下出版的诗人以及他们在网上的继承者不同，一股来自市场的力量唤醒了每个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你可以从作家们使用的语言里感受到自我意识的苏醒。而语言是任何真正的文学的基础。”

就像市场推动人们去实现自我，杨炼认为它也是一种诱惑。“整个国度都非常功利主义，就算市场被共产党理论控制住了，很多小说家还是试图走商业路线。说老实话，在中国几乎没有严肃认真的思考。”他说，在今天这个市场精神高涨的年代，诗歌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诗歌敢于直面功利主义，向其展示中国文化严肃认真的重要一面。”

出生在1955年的杨炼对于市场的看法代表了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的共性，但现在的年轻人未必赞同。

霍克斯认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性质使得作家和市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全盘商业化和文学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矛盾。年轻一代不再觉得文学是跟政治相关的，也不再觉得作家应该反映一个国家的良心。”这也使得政府竟然会允许一些旧日的对头、不安定分子、批评现在的这个商业化社会。

“作家们突然发现他们能拿到一大笔翻译他们作品的钱，这过去可没有。这也是使得一些作家愿意变得不那么先锋、变得功利的一个原因。他们就想要钱。”

亚伯拉汉森说，正因为对市场的憧憬使得分类型的小说出现了“爆炸性成长”，比如有军事类型，奇幻、玄幻、武侠类型，爱情类型和侦探类型的小说，都很受欢迎。“这是种释放，就好像人们有种‘终于可以在下午坐下来悠哉游哉的看本爱情小说了，不用提心吊胆了’一样”，他对小说市场的前景不那么乐观，他说现在的作家是为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反思”的人在写小说。而且这些作家只想挣钱。真正聪明、有胆识的作家正试图理解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度，每个人都生活在6个月前无法想象的状态里。但是没有几个人想去看他们的书。“几乎没有人感冒。政府的潜规则是‘少问多干’。”有些胆小的作家愿意将心灵献给写作，但是因为没人读所以他们也没这么做。

在南京定居的诗人兼小说家韩东也是如此悲观。他说：“读者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看字的人也越来越少，而看当代作品的人少得更快。如果作家是因为能被别人阅读所以才写作，那么现在的大环境会毁灭这些作家。”

“写好东西出来，可以，但是很难。”杨炼也说。“我被当成朦胧诗人之一——我们是文革后当代诗坛的奠基人。我们在1978年开始印行《今天》杂志。我们当中有五六个重量级诗人，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都停止了写作。”

“我快50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特重要——我们的生活体验、文学知识、写作技艺，都炉火纯青，问题是，没有人真的写出什么东西。”

预告：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未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