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2009年一月谁将入主白宫,他面对的都是和8年前乔治·布什上任时截然不同的世界经济图景,所以他需要一套非常不同的政策来应对。最重大的变化大概就是新兴经济体(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主要石油出口国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以前相比越来越重要。
从2001年开始,美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4%降到了28%,而巴西则从原来的8%上升到16%。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急升到18,000亿美元,巴西从350亿美元上升到2000亿美元,俄罗斯从35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印度则从500亿美元升到3000亿美元。世界石油消费者转移了30,000亿美元以上给了石油出口国。因为美国极低的存款率和过度依赖信贷的消费方式,美国的消费者、公司、金融机构和联邦政府必须向这些国家大量举债。美元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可与之媲美的竞争对手,欧元,现在欧元已经占了大概30%的国际货币储备,这个比例还在快速攀升当中。而且美国的贸易,特别是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美国也越来越仰仗于迅速增长的出口来提振自身的经济状况。
下任美国政府将需要做出重大的国内政策的改变,以更加开放合作的态度来面对世界经济的变化,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首先,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必须认识到,除非本国在贸易平衡方面的努力能继续维持并更进一步,国内的储蓄能够明显增长,否则美国将仍严重依赖以购买政府或公司债券、股票和直接投资等形式出现的外国资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需要找到增加国内储蓄的方法,缩减联邦财政赤字,减少美国消费者严重依赖信贷的消费方式,抑制石油的进口。没有这些措施,美国仍将依赖这些外国资本。这已无关政治,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仍必须维持自己外国投资理想地的地位,否则,将会有负面的后果。良好的财务环境,不仅可以吸引外国投资,也是国家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贸易失衡,过于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和难以充分支撑社会安全和医疗保健系统的财政状况,都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这将会挫伤海外投资的积极性,减少外国中央银行继续持有美元的意愿,甚至会导致美元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陷入困境,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步履维艰。
其二,来自外国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增长强劲,很多美国公司盈利和工作机会依赖于扩大出口,所以美国必须加强自身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并以此来进一步打开外国市场。
为此,美国应该在职业训练和教育上狠下工夫,特别是在数学、工程、物理和科学上。在这方面,政策更应多关注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他们在美国劳工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同样重要的还有,政府和私营部门加大在研究方面的投资来提高就业、产品和工业方面的竞争力。在能源投资方面就更应如此了,我们需要更多新型能源和技术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以及相关花费,然后大幅度地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金融系统和财税机制必须鼓励国内储蓄和投资,引导资金流向最有效益的部门。
华盛顿还应该诱导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政府还应该在工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方面给失业人员提供更可靠的服务。
最后,这个新总统必须引导世界走向一个更能代表世界现状的经济政策构架。显存的政策构架显然已经跟不上金融环境、贸易流通和物质权力的变化发展。这就必须给金砖四国和其他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更大的发言权,同时也要让它们在这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具体来说就是说扩大它们在八国集团中的参与,增强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和角色。
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级。新总统必须追求能够反应这一趋势的政策,并维持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增加贸易的机会并扩大因此受益的人群,动员美国的人力和金融资本来提高竞争力,并采取合作的态度和其他国家一起重构全球政策框架。全球化是不可扭转的趋势。下任美国总统应该勇敢面对,将他面临的挑战转化为动力,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来使更多的美国人从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美国下任总统面对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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