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独白

      2007年6月23日，早上9点45分，我杀了人。在一个极为平常的夏日，对象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监控画面显示他进了车站，和其他乘客一样站在西侧的尽头，并不显眼。他候在站台线前，直到可以听到我的列车缓缓驶入，他平静地从站台走了下来，直视着我，等待着被冲撞。

      撞击，顷刻间就要发生，但那一瞬间感觉尤为漫长。事情本不该那样发生，超出从事多年地铁司机的我的想象。我们讨论“卧轨者”,同事们往往会提到那些闪过眼前的模糊身影，因撞击而带来的震惊。而我未曾料到一个穿着牛仔裤、夏日体恤的小伙子会在那里盯着我，等待着死亡。

      我搬下紧急制动，那一刻，心里一直在默念：“求你，离开这里，希望这是个恶作剧。”年轻人经常跑到铁轨上（做恶作剧），尽管为此我惊慌失措，但作为列车司机的我也只能学着去忍受。

      但这次不是所谓的“小鸡”游戏（恶作剧）：他没有笑，身边也没有其他朋友。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为时已晚。他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摒住呼吸、紧闭双眼，用手合住我的脸。

      那一刻，我们都惊呆了，我坐在自动驾驶仪上，八节车厢有一半已经停在站台边上。我告诉乘客，因为意外事故车门暂时不开，我立刻呼叫线路控制中心寻求协助，同时有人在敲驾驶室的门。一个时髦的伙计问道，“你知道有人在下面吗？”我望着那血肉模糊的挡风玻璃，下意识地点点头：“是的，我知道。”

      他抑制着自己的心跳，看了看表说，“那么，我们需要多久才能下车？”

      这句话让顿时我回过神来，感觉放松了一下，同时有种莫名的欣慰：我还处在恐惧当中，他这句有关旅客安置的询问又让我回到了正常。

      我建议旅客们留在原地，不要试图打开车门，因为我们的车还没有完全停在站台；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非常配合。我穿过车厢朝后面走去，打开邻近的车门喊道：“请离开列车，请尽快离开车站！”那时恐怖袭击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车厢一节挨着一节地被清空，车窗外面则是一张张焦虑的脸。在我没有打开车门之前，没有人想着离开。只有一些人询问原因，没人去抱怨。我被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开始了杂乱的清理，尸体被移开，运营得到恢复：车站人员、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和精神创伤顾问悉数到场，似乎像是在做一个流畅、熟练的演习。我一直在慰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我当时无能为力；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所有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最好还是听听其他人说的。

      孩童时的启蒙教育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我确定自己没有太多地受这个死者的影响。我被告知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假来克服创伤后压力症；我同意去做心理咨询，让他们评估我的心理健康，然后回到工作中去。但这在我理解就是走个程序。

      我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几周过去，我似乎也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但八月份，一个警察来录口供时，给我看了几张照片。那个不曾相识的人有姓名和家庭，还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Henrik Alexandersson从瑞典而来，到伦敦找工作；他很成功，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过得很不爽。因为某些原因，他确信自己患有与艾滋病相关的病症，为了确定这是否是事实，那一周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就在那个周六，他再也等不及了：他打电话告诉他的父母他非常的痛苦，以至于他的父母闻讯就订机票赶来伦敦（只不过晚到了几小时。）他留下了遗言，借我的列车赴了死亡之约。他就不能再多等一天吗，他会发现最终的检查结果是阴性的。

      我辞去工作，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毕竟不是什么理性主义者，因为我在拍档的怀抱中哭诉心声。已经过去一年了，但Henrik站在铁轨等待死亡的那一刻始终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