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农业补贴与农业税

波斯纳证明了美国农场主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补贴数额巨大。但是，美国并不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几乎每个富裕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以及日本都给予了本国农民相当大的补贴，无论其农业规模如何。事实上，有些国家对其农民的补贴比美国还要多。表面上看，富裕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普遍对农业补贴的趋势貌似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特别少的话，那么在政治上，这国农民在任何“多数投票联盟”中都没有优势。

悖论还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其是民主还是极权的政治体制，都对农民课以重税以补贴城市居民。在印度、中国、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南非以及其它更贫穷的国家，对农民征税都是事实。在这些国家里，农民数量都占人口总量很大的份额，并且形成了“多数派”，例如在印度和中国。

无论是从近期全球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还是从应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方式上看，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农民的不同境遇都很有戏剧性。欧美对生物燃料的补贴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补贴直接提高玉米的价格，同时也间接提高了其它谷物的价格。抗议面包和其它食品价格上涨的暴乱在全球许多国家爆发，为了平息暴乱和其它城市骚动，许多国家开始限制农产品出口，以便能降低价格并增加对本国城市居民的食品供给。限制出口的结果是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因为他们本可将其产品在其它国家卖得更高的价格。

贫穷国家政府对食品价格上升的应对方法，完全无法看出其中有任何对摆脱贫困的关心。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平均上比其城镇居民要贫穷很多，这也解释这些国家农民持续的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出口的限制不但造成了经济低效，而且也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比率。发达国家选择补贴农民而不是向农民征税，农村和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小的。确切的说，由于这两年谷物和其它食品价格高涨，农民的平均收入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城市民居。

我相信“利益集团竞争”理论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民的相反境遇（参看我的论文《一个关于压力集团在对政治影响力方面竞争的理论》，发表在1983年8月号《经济学季刊》第371至400页）。其分析表明小群体(如富裕国家的农民群体)常常能获得比大群体(如贫穷国家的农民群体)更大的政治权利。原因是即使对小群体的每个人以高额补助(如果美国的农民)，大群体每个成员(如果美国城市和城郊的居民)分摊的成本(例如税收)也非常小。因此，这些大群体(利益集团)并不会在政治上过分努力的去反对用于农业补助的平均来数额很小的税收。

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要对农民大额补助就要求其相对少数的城市人口分摊较高的税收了，因为在这些国家农民的数量占了总人数的绝大比例。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政治压力，在贫穷国家里(不管是什么政治体制)便变成了大量农村人口对小量城市人口进行补贴了。

因此，基于利益集团压力的政治现象的同一理论，既能解释发展中国国家对贫穷农民征税的现象，也能解释发达国家对富裕农民补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