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三大支柱

佛、道与儒这三种既非宗教也非哲学的思想，是中国三大传统精神支柱。宗教科学博士文森·古萨埃尔将向我们描述前两种思想在当今中国的情况；法国研究中心中国部研究员塞巴斯蒂安·比尤谈论一下新儒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修行还是宗教？

作者：文森·古萨埃尔

一千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这一中央帝国继几个朝代直到最后一个皇朝的覆灭1911年，一直处于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却不是多元宗教制。一般来说，中国有三种公认的宗教，也称三种“思想学说”：儒家、佛家与道家。然而当权者并不因此就允许其他宗教继续并存发展，除此以外的任何思想学说均属禁止。伊斯兰教在中国具有一定特殊地位，基督教于1724年遭到禁止，与其他所谓“宗派分子”运动一起打入异端邪说之列。直到英国的炮艇迫使皇帝同意传教士进入中国，基督教才得以传教并使皈依的教徒受到承认（然而从整体比例来说数量仍然很少）。

这三种思想学说既不是由国家也不是由实践者来规定的，尤其与我们在欧洲所经历的基督教历史事件不同，因为宗教意味着从属某种信仰。中国的三大学说各自由四个部分组成：神职人员、礼拜仪式、教规（决定宗教的性质）及培训中心－－如修道院、宗教学院等－－那里是教规文本的保管地，并可培养神职人员，特别是学习礼拜仪式。只有在这类培训中心我们才能见到严格意义上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比如神职人员或实践者才宣称自己为佛教徒、道教徒或儒教徒。然而，这三大传统宗教一直都向本地祭祀团体派遣宗教学者和主持宗教仪式。1900年前后，中国上百万座庙宇大部分都在使用，后于二十世纪遭到严重摧毁，虽均不属于上述三大学说，但是使用方式是很多样化的。

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词汇、具体实践以及中国宗教界的政治化管理方面。宗教这一概念强行进入了中国的词典，实际上是与迷信这一反命题并列存在的，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即世界上主要的宗教派别（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均得到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受到极大的限制，台湾与香港则自由一些）。其他方面，迷信或民间传统作法有时不受关注或者得到默许，有时则受到打压。有几个大的改革浪潮均试图以基督教为模式对儒家、佛家与道家进行改革，在教堂里把虔诚的教徒组织起来，参加例行活动，发表文章等。以此模式确实建立起了新的宗教（最有名的应是“一贯道”组织）。但是这类改革未获得普遍的成功，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认同这类组织形式。佛家与道家的国立协会组织的目的是聚集众教徒，却实际上只聚敛了一些神职人员和积极分子。

那么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佛教与道教意味着什么呢？是相互交织着许多矛盾的事物。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由政府指定做宗教研究以便更好地控制、甚至削弱宗教的学者（虽然人数较少，但影响很大），反而对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产生了兴趣并宣称自己为佛教徒或信仰道教，当然是以他们可行的方式。有些知识分子宣布自己为“文化基督徒”，他们认同基督教对世界的伦理观，但从不去教堂或做祈祷。另一些学者则宣称自己为新佛家或新道家，将原有的教义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再诠释。在这些新学派中间形成了某种民族主义的流派形式，他们要在本土的传统中挖掘并建立一种中国式的精神与文化认同。

但是，对于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学者（城市中的庙宇于1950年代关闭，之后于1980年代慢慢向旅游者打开了大门）来说，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安全的，庙宇与祭祀生活对于他们不过属于异国风景，不太了解。尽管他们不再像毛主义环境下长大的父辈一样对宗教表现厌恶和排斥的情绪，要“打破迷信”，但也不愿找寻团体的氛围和参与某种社会活动（即宗教仪式）作为大学学者的标志。

在大众文化方面，道家和佛家资源被全体商家大范围地开发了。佛教和道家知识分子的威望从未在二十世纪中叶受到过真正的冲击。然而在清朝，中国知识分子对神职人员有过攻击，但又公开表示极大尊重古代经文中的精神传统。这种矛盾在二十世纪更加严重，神职人员甚至不能行使监督他们自己宗教内部的传统。那些思想和实践大师们（包括武术方面大师）均使用了道教和佛教的经文、信条和具体作法，而且许多都自称为“正宗的”佛教徒和道士。1980至1990年间涌现出许多气功师就是这种情况。广泛传播到西方的一个例子是南怀瑾，生于1918年，作为知识分子于1949年移居台湾，最后回到大陆。他在大陆扮演的角色兼有成功商人、思想领袖、知名作家以及佛教思想传播者。尽管有些神职人员使用以耶稣新教作为基础而改良后的思想，并寻求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如享有特殊待遇的柏林禅寺方丈组织的禅修夏令营），但经常是一些世俗的、与任何机构没有关联的大师们在传播佛教和道教古代经文、道德标准和宗教信条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大众电影与文学也推动了道教与佛教的传播。宗教传媒虽然会受到更多的打压和监视，但武功电影自1980年起便将传统的东西，包括身体技能、某些宇宙论（如阴阳说、宇宙能量说，如人体的气）再次传给大众，崇拜少林武功便是很好的例子。对于上亿的中国城市民众来说，道教和佛教由于一些组织的介入变得更易接近（如台湾慈善组织慈济在全世界拥有上百万会员），但也有一些“传统”的修行行为简单易行，加上一些入门书籍和师傅及完整的宗教信条，都方便了各人实施自己认为合适的修行。

孔子思想的变革

作者：塞巴斯蒂安·比尤

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向哲学思想演变，这一运动叫做“现代新儒家思想”，它聚集了好几代最前卫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通常很不一样，但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把在某一历史时期受到打击和禁锢的“传统思想”（首先是儒家思想）重新回归价值。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学者－－大多数在台湾、香港与美国－－一直在进行这种工作。

为了更好地使儒家思想现代化，有些学者采取了与西方哲学家对话的方式以期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复杂体系，对话主要是与德国哲学家之间进行。比如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唐君毅（1909－1978），中国哲学领域最知名的牟宗三（1909－1995），这位学者是二十世纪拥有一整套理论的一位哲学家。他发表过三十多部作品，并最早翻译了康德的三部批判著作。他毕生致力于与德国哲学家对话从而创建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权威系统，因为他在对方的哲学实践中感知到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共鸣的部分，前者更加注重对世界的认知，后者则注重个人的修养。他因此借用西方的哲学概念（自律、自由意志等）来对儒家思想进行再思考，并注入新的理念。对他来说，要有能力同时表现出智慧、神圣和悟性。

“现代新儒家”也致力于提出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基础。他们并不保守或食古不化，他们承认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特性，也知道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作为工具被当权者使用。他们认为，民主（正如科学）应该在中国作为普世价值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相同，这一学派在毛泽东时代主要活跃在台湾。然而，自由主义者是受了英美哲学的影响，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在一个保证个体的民主政体下实现自由（行动言论自由，不受限制）。儒家学者徐复观（1902－1982）认为，这一自由的观念虽是必须的，但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便显得不够有力。确实，需要把个人自由与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自身实现的理由。只有这样，儒家才能以它的道德智慧思想起到作用。“现代新儒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丰富自己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毛于1976年去世），他们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十分激烈，后来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想相遇的过程中受到关注。当今的发展情况是，他们正在与团体主义哲学思潮对话，这是一个英美哲学派别，产生于约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

儒家思想从来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它长期经历着各种相互矛盾与再成形的思潮交互作用，也因此丰富了自身，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大陆，自1980年以来儒家思想受到重新重视。甚至出现了一些“杂交”的思想，除了“自由”儒家思想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或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民主制度不抱希望，只是想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儒家党……当今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要与牟宗三的形而上学思辩划清界线。对于大多数儒家倡导者来说，儒家思想有能力解决当今社会具体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这一思潮又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二十世纪很多人认为把它改良成简单的知识行为困难重重。人们还提出儒家思想可以在教育、宗教或政治方面起到更广泛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要从所有的哲学年代中把儒家思想抽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