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思想的大国》、《近身接触》

中国，制造思想的大国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很吸引人，也令人担忧。一方面，我们总是把中国传统视为上千年的智慧宝库，我们梦想着从儒家或道家中找到代替至今为止主宰西方世界的笛卡尔主义和二元论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国家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不仅看到她的经济富强和巨大发展规模，也看到她对西藏的镇压以及对人权的漠视。不管是哪方面，我们都只透过一些刻板即定的模式去看问题。中国不再是以往神秘的帝国，她一直在变，自从两个多世纪与西方社会对话以来，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

在本期中国栏目中，我们将试图还原一个复杂而形态多变的中国。让－菲利浦·德多纳克将讨论奥运会－－这一希腊文化遗产－－在北京举办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与象征意义；米加埃尔·拉克纳尔与伊万·卡莫纳罗维克要分别谈谈“中法－法中翻译”的难处；国际问题专家让－吕克·多米纳克与人类学家埃尔·多拉瓦尔将对中国的现状作出评论；哲学家雷吉娜·皮尔特拉回顾一下佛家、道家与儒家的基本理论；中国问题专家文森·古萨埃尔与塞巴斯蒂安·比尤则要谈论一下三大宗教的现代状况；最后，哲学家安娜·程将返回来讨论“中国思想”的起源。

近身接触

本次奥运会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身体结构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接触。希腊与中国这两种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这象征着经济与文化的接触，也令人思考到底是什么建构了西方与中国社会，以及它们潜在的关系与龃龉。

文章作者：让－菲利浦·德多纳克

奥运圣火的传递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如此之长。自从3月24日从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斯山取了火种以后，圣火经过了五大洲，在19座城市接力跑，总长约13.7万公里，最后将于8月到达北京。

奥运会组织者事先没有预料到，圣火从奥运起点希腊到中国会从西藏高原绕一圈下来。那里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之后已成为殉教者之地，因为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亡到了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对西藏人来说，奥运会是一个可以让世人听到他们声音的机会，因此他们抓住了时机。而从伦敦到巴黎、旧金山、堪培拉、长野再到首尔同情者的示威行动，多少对中国政府表现了他们的敌对情绪。72岁的达赖喇嘛也利用此次历史机会，并非如西藏青年大会所支持的西藏独立，而是呼吁要求西藏自治以及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对我们的请求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达赖喇嘛的发言人李卡德指出（2008年4月号《快迅》杂志），“我们要趁此时机行动起来，否则暴动之后，西藏的局势会变得更加动荡。”

不过，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虽然不那么紧迫，也并不涉及政治，却被上述冲突掩盖住了。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直至今天教给我们的是一种身体的文化或哲学观，这在希腊思想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希腊运动员在场上只与对手进行简单的对抗，胜出者只不过会得到本族人的首肯。对英雄的崇拜、对力量的向往、对竞赛的追求或是较量都与这种希腊体育的概念相去甚远。与此相反，中国文化对人类生理机能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创立了人类生存全然异样的方式方法。

神不穿衣服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赛从公元前776年起（希腊年表初年），是从科林斯（Corinthe）、尼米亚（Némée）、德尔斐（Delphes）这些地方开始的，实际上对于整个希腊社会来说，这是国家城邦在连年发动战争期间的一段休息时间。这些比赛首先是要确定将希腊岛屿紧紧连接起来的准则，并达到理想的kalos kagathos境界（美与好），也就是将人的灵魂与身体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结合起来。要说psukhé（灵魂）与sôma（身体）之间如果存在某种和谐的话，那是因为总有一方在限制着另一方；如果抛弃其中一方那么另一方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灵魂与身体的对话在雅典是教育的中心点，有好有坏。好是指每四年运动会中的得胜者，还有希腊及诗人科厄斯岛的西蒙尼德斯（Simonide de Céos）和底比斯的平达（Pindare de Thèbes），他们以传奇方式反复讲述运动场和战场上的战绩。

“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学者娜塔丽·艾尔诺指出，“传奇式战斗已让位给方阵战场，而市民们也直接参与了保卫城市的战斗，这种‘重型武装步兵式的动乱’伴随着政治的诉求，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形成。”这些未来的战士们在运动场上光着身子练武，而这正是产生运动诸神的地方。这里的美在于肌肉与天空的和谐，这些战士或斗士的精神力量是以一种美的身体表现出来的。

很多希腊医生如盖伦（Galien）对人的生理进行分解后指出，我们身体中无法掌握的部分是由愿望来控制的。然而我们可以用肌肉运动我们的身体，因此也造就了我们的命运。哈佛大学文化历史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认为：“身体肌肉组织的好处在于人们永远会关心自己的身体结构。盖伦《肌肉的运动》理论比肌肉本身的机能研究更深了一层，提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见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et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ecine, Zone Books）。

令人恼火的问题是苏格拉底的丑陋，人间最有智慧的人怎么会躲在一个丑陋的身体里而嘲弄别人？这是西塞罗（Ciréron）引述生理学家佐毕亚（Zopyre）的话，后者只通过人的身体就能了解人的个性。结果他遇到苏格拉底马上认定他既愚蠢又无知，因为他没有“喉头”，还说他身上的器官“关闭而且堵塞了”，另外，苏格拉底醉心于女人。“这话把亚西比德（Alcibiade 即Alkibiades ）逗坏了。”（见De Fato, V）。如果说头颅是灵魂之所，那么身体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为了扛住头颅。希腊人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疑问，而神甫们又不可挽回地分离了教会。这些争论就像弗朗索瓦·朱利安在他的《养育生命，幸福的距离》中所说：“这一重要的分枝决定了某种‘西方’精神的历史命运。而且确实，我们的宗教传统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这一决定。”今天，灵魂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无法想像的，“然而我们是用灵魂深处及与之有关的东西去思索。”

身体中的“气”

中文博士、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与印度教专家塔贾杜德（Nahal Tajadod）解释说，“光的身子在古代东方世界构成问题，从古代中国到古伊朗，一般情况下在神面前从不允许光着身子，反正什么都逃不过神的眼。”道家或儒家智慧老者们告诉过我们如何不暴露身体安详地团坐。中医与古希腊医生不一样，他们对人体解剖不感兴趣，他们接近人的身体时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这对西方科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不是切开、锯断或分离，而是巧妙地寻找其中的关系和连接，像是乐谱中每一个不发音的音符就是所有蜕变的因素。“身体就是气的一种聚合”，贝尔纳·布埃雷、巴黎禅式按摩学院院长说，这所学院是根据中国传统中医由日本人发明的一种按摩技术。“气并不是关闭的，也不分离，皮肤挡住了我们的身体，但我们身体中的气却没有界限。正是从身体里发出的气使我们得以进入我们隔绝的事物，也是分解自我意识的地方。”这种没有形体的永远运动着的气，中医、印度医（ayurvédiques）和西藏的传统医生在听诊时以号脉的方式感受。这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和盖伦都有所了解的，只不过意义不同。接触动脉时，他们不测量心跳速度，而是“打开生命的大门”。

然而，中国今天并不是这个“大他者”（指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提出的与个体相对立的一种大的统一体－－译注）需要责令我们证明到底是谁。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是表现出她有能力与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沟通的，这在所有的观察家看来都相当超前。哲学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在德国发现了理想主义，便毫不犹豫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光辉相结合。因此在二十世纪初造就出了一种中国式“哲学”，他们当时没想到这将成为东京皇家大学的教学内容。宗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采纳了基督教模式的‘宗教’这一概念，并以其他迷信的概念作为补充。”汉学家文森·戈塞尔指出，“如此，他们在中国原有的宗教背景上前所未有地切了一刀。”经济方面，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中国又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据为己有，直至颠覆了西方所奉行的一套运行秩序与等级制度。问题到了这里就彰显出了扭曲的形态，这种巨变避开了西方的知性，始终不渝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那么身体呢？中国很久以来就投入了体育技能的竞争，首先是在她远超出别国的长项，如体操。而现在则要与西方直接面对面地竞争了。中国为运动员重新制定了饮食结构。“牛奶在今天已成普通大众的饮品，不仅是基于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而且能够提高全民族整体的健康素质。”（《上海英文星报》，2002年11月28日。）这么一来，身体长高了，运动员的体力也增加了。如果说人们如此关注刘翔，那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田径运动员；大高个姚明（2.29米）则是NBA的明星，连麦当劳都请他在北京当代言人，他让全中国人民都有一种卓越的自豪感。

西方国家也没有欠她的情，他们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法国68年5月风暴的毛主义分子们热衷于智慧与道家的神秘，中国气功治疗师的门徒，也读过些庄子和老子的书，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要在中国模式中找寻出一种教诲，并坚信西方的唯物主义在与魔法般的实用主义接触中将焕然一新，因为既然连老天都在其中找到了位置，其实这一实用主义的外延是很不明确的。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国的武术与中医，包括针灸、气功等，似乎已替代了生理方面过于机械的传统理论。在这些变革的同时，我们还看见慢慢出现一个新式杂交体，即器具与空间的调和，研究个体的成绩和一种“海洋情感”。从形象符号角度来看，北京的奥运会应该可以为这一“希腊－中国”式混合体做出贡献，这是一个相互的文化适应过程。

制度的难题

不用说，身体可以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成为一个危险的物件。而北京当局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看来她以前并未想到西方运动员大批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会带来与政治相关的问题。而希腊对身体的概念正如我们上述所说，在历史上是与民主制度的出现相连的，民主制度首先关注的是个体，与空间的群体是分开的，虽人人平等，也可以比别人更加优秀，并且有自由言论的权利。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基石，人权本身就建立在希腊与基督教的个体概念之上，承认个体拥有人身自由，即habeas corpus。而现在的悖论在于，中国政府既想邀请西方人的身体，又想拒绝这一身体所拥有的人权自由，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权利。

在这样一种困境下，目前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政府收紧政策，缩进专制主义的躯壳；二是继续由经济发展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未来因此是不确定的。中共当局在火炬传递过程中已承受了西方的压力，有可能在比赛过程中还会继续下去。那么在中国内部的社会分化是否会越来越明显以至达到内部的解体？或者我们也许会看到中国运动员们在西方人的强项上夺到奖牌，那么可否寄希望于这年轻一代接受来自外部自由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