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一个僧人的奋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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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

自从1974年开始我就定期去Dharamsala拜访达赖喇嘛，从1979年开始听他和心理学家、牧师及哲学家的讨论——从哈佛到广岛、从苏黎世到马利布冲浪板。我本人并不是佛教徒，只不过是个典型的充满怀疑态度的记者，我的父亲是个哲学家，他在1960年和达赖喇嘛偶遇，那年达赖已开始流亡生涯。但是随着观察从斯里兰卡到贝鲁特及各地的战争和革命，我逐渐开始对达赖喇嘛所奉行的平和的革命思想感兴趣。中国和西藏自古在地理位置上就是近邻，他暗示西藏人视汉人为敌，反之亦然，而他们会长久地被这些敌人所包围。为今之计最好是忘记脑中“敌人”这种看法。

面对他的佛教信众，达赖喇嘛发表了一篇复杂的分析讲话，这是哲学体系内学术性问题的思辨，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对立的观点。但是经过分析研究，他发现当他同外面世界对佛教根本不感兴趣的大多数的交谈时，其中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付出，是给予。就好像一个医生不会介意病人的宗教信仰（或根本没有信仰），这样平凡的原则对任何人都会有益。他常常说如果我们的心灵受到的伤害那么物质财富也无法弥合，但是有些人强大的内心可以使他克服物质上的困境（很多西藏僧人的悲惨境遇就可以证明这点），所以关注于我们的内在资源，而不是外在的更合理。 我们在这个上苍恩典的世界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强健我们的体魄，或许我们也该花些时间来锻炼身体内部的东西，我们的安宁之本：思想。

豪无疑问，他自己的人民并不能总是依照这些清晰的规则生活，如果你在Dharamsala熙来攘往、路面粗糙的街上走走，就会发现很多来西方寻求救赎的西藏人就像那些想去西藏获得拯救的西方人一样。西藏流亡政府忧心忡忡的叹气道西藏拷打幸存者项目(Tibetan Torture Survivors' Program)和西藏之声（沉默之声）及很多年轻的藏民感到他们一生都在梦想一个从未见过的国家。与此同时，我想起1990年我的西藏之行戒严令挂在拉萨时的情景，士兵们站在大昭寺周围低矮建筑物的屋顶上，坦克就停在城门外。

并且达赖喇嘛（包括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提出的同一感在今天显得尤为中肯。正如这位西藏领导人常说的那样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新新现实”中，这里将不再有“我们”和“他们”这种概念。如果恐怖分子的袭击和新千年的战争会使得各个大洲的一部分人变得小心谨慎，或是对宗教持怀疑态度，那么这些态度一定也会让他们痛苦，并且比以往感觉更明显，因为在传统上正是宗教在提供道德导向和心灵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