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之心
翻译: 芭芭拉·史翠珊与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他们有何相似之处？答案是，他们似乎都试图阻止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出现在互联网上。并且，他们的行为最终都一败涂地。2003年，史翠珊女士曾抗议一副航拍照片被海岸线照片收集者公开，因为那幅照片中记录了她在马里布的豪宅。为此她诉诸法庭，要求获得五千万美元赔偿，但她没有胜诉，并且由于此举，该照片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流传。
这种自残的举动催生了一个名词——“史翠珊效应”，正如互联网的先驱之一，约翰·吉默先生所说：“网络把审查视为伤害，并会绕道而行”。但是，对这一规则的考验并非因为它让某些令大众唾弃的名人丢脸，而是因为它可以战胜政府保护其隐私的渴望。
2007年11月份，广受喜爱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和DailyMotion的访问通道被突尼斯政府关闭，原因是这两个网站中传播了有关该国政治犯的材料。这并非首次，为了维护公共道德，或者不致令政客蒙羞，在其他很多国家早有此举。但这一次，得到的反应颇不寻常。突尼斯愤青联合其盟友发起了一个“数字静坐”活动，他们把数十个有关公民自由的视频连接到google earth中突尼斯总统府的图片上。这个低调的人权故事发展成全球性的运动。
三月份，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亚美尼亚，据说，该国的总统罗伯特·科恰良任期内对包括个人博客（个人发行网站，内容包含作者本人的视角及观点）在内的媒体实行大封锁。当局声称，个人博客应该与其他的媒体一样，只能发表官方消息。此做法触犯众怒——导致当局遭到亚美尼亚境外博客群体一致的严厉抨击。
还有一些国家仍旧认为，与遭受的羞辱相比，审查网络得到的好处还是合算的。中国仍然unabashedly（意为不害臊，作为中国人，我真不忍心译这个词，译者注）的对海外新闻站点实行封锁，受到国家资助的数字审查员与那些试图逃避他们的人在网上煞费苦心的玩着猫捉耗子的游戏。沙特阿拉伯则作出了一个无比圣洁的举动，该国对试图访问被禁止的，危险的色情网站的那些人发出警告，并引述了古兰经和凯斯·桑斯坦（美国学者）的名言，该美国大学者认为，色情作品没有资格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这些集权国家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合作：在搜索关键词和屏蔽危险站点方面，中国的软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利也有弊。比如，如果埃及购买了中国的网络审查技术，在这项技术到达埃及之前，博主们就可以从他们的中国同道那里学习绕开它的方法。
信息可能会自由公正的流动，但这不足以让博主们走出监狱。安全官员们曾经对博客不屑一顾，或者忽视他们去发掘更大的，更醒目的目标，但他们现在带着律师和军火对准了博主们。一个通常的做法是扩大媒体，信息和选举等方面的法律范围，将博客纳入其中。例如，去年乌兹别克修改了它的媒体法，把所有的网站都划入“有影响的媒体”之列——这是一类需要严刑峻法管理的媒体。白俄罗斯现在要求网吧的老板们保留顾客访问过的所有网站的记录：这个国家，在家上网仍然是奢侈之举，因此对于活跃的网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烦恼。今年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通过了一部法律，在网上发表有的争议舆论要冒更大的风险。巴西的一家法院对博主作出规定，博客必须像其他媒体那样，在选举时必须遵守法律的限制。
当政府采用监禁作为阻塞网络的终极手段时，让人沮丧的结果越来越多。从埃及到马来西亚，到沙特阿拉伯，到新加坡，博主们发现很多人因为发表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而被投入班房。一个游说组织，记者无疆界最近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显示，至少有64人因此入狱。
国际人权组织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对那些遭受牢狱之灾的人来说，最好和最坏的方式是求助于互联网活动家们。萨米·本·加尔比亚是一位流亡荷兰的突尼斯数字激进主义者，当提到为被逮捕的博客同伴在全世界发布消息时，他认为传统的人权手段不堪一击。他联合Global Voices Online（一个互联网组织）发起一场运动，起初他只是在一个搏客上撰文抨击，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呼吁言论自由。
本周在布达佩斯召开的Global Voices年会上，这些问题有望成为焦点议题，届时有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肯尼亚等国家的几百人参加，其中有博主，学者，空想主义者和记者，他们将借这个机会交流与官僚们周旋的方法。哈佛大学学者，也是Global Voices创始人之一says Ethan Zuckerman谈到，该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网络，让那些遇到问题时还没有意识到可以向世界上其他地方求援的那些人们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毫无疑问，在共享和交流怎样处理那些互联网捣乱分子的经验方面，专制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但他们不会把结论张贴到互联网上来，让所有人看到。那一条是最佳路线？历史终将作出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