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终于拿到了普利策奖，什么？普利策奖？

也许你曾在周一激动不已，因为鲍勃·迪伦（Bob Dylan）凭借“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其充满感情、极富诗意的作品”，拿到了普利策委员会（Pulitzer board）的特别荣誉奖。

又或者你可能感到事情有点不大对头、让人不太舒服、甚至是有些恼怒。这位两鬓斑白的民谣歌手，居然要由一个以认知记者、作家和剧作家而闻名的团体来肯定其价值所在——他们难道不是想通过和这位与主流划清界限的局外人扯上点关系，来吸取大众眼球吗？

如果你感到忐忑不安，那你和他狂热的追随者一样，都搞不懂这位如魔术师般神秘的六十六岁歌手作何想法。而他只不过是把普利策奖看成是自己传奇人生建树中的一个章节而已，其成就则是一场进行中渐行渐远的孤独之舞。

小说家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表示，他对某种文化上的自得感到忧心。这意味着为颁奖者和得奖者都戴上了光环。就好像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尝试”能给予迪伦先生他应得的尊敬一样。勒瑟姆说道：“好吧，我们可以颁给他普利策奖和奥斯卡奖，还可以授予他一个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也许还有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这类奖项。”这项特别荣誉，勒瑟姆先生说道：“会使得这个奖项及其获奖者‘或多或少地显得荒谬可笑’。就好像你让猫王穿上一件无尾晚礼服一样：这并不太适合他。”

普利策奖委员会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可没有在某个下午随便找找，然后就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奖给迪伦呢？’”普利策奖委员会执行官西格·吉斯勒（Sig Gissler）表示。“我们要纵观过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努力，来找出谁才是最受之无愧的人。”

吉斯勒先生称从2004年起，普利策奖就已走出古典音乐领域，拓展了音乐奖项范围，并将此荣誉授予了同是音乐巨匠的塞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和乔•科特兰（John Coltrane）。

也有人提出其他流行和摇滚艺术家的名字。“我在音乐委员会里的几个朋友推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还有人提议史蒂夫·汪德（Stevie Wonder），”吉斯勒先生说道。“不过如果要提高到重要性和关注度的层面上，那么这一位便是不二人选。”

波士顿大学的人文教授，《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Dylan’s Visions of Sin）的作者克里斯托弗·瑞克斯（Christopher Ricks）表示，如果普利策委员会意在肯定诗人迪伦先生幻梦般的意象或是词中经典的预言，那么这个奖或许还恰如其分。但他们不该放弃委员会的传统精神，单凭著述或歌曲就将奖项颁发给鲍勃•迪伦。

 “这又回到了他的成就是否能仅按其作品定夺的问题上面。”瑞克斯先生说道：“甚至在很久之前就已不能光靠这些来进行定夺了；”

光是想想颁奖礼上的迪伦先生会作何态度，就足以让那些回忆起1970年代的歌迷们打个冷战：那时普林斯顿大学在开学典礼上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他在那被称为“愤世嫉俗的美国青年”。

迪伦先生让这个过分热情的荣誉给吓坏了，正如在2004年的自传《像一块滚石：编年史（第一卷）》（Chronicles：Volume One）中叙述的那样，他觉得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写道。“又被耍了……一点都不可信。”

迪伦先生还在他的歌曲《蝗虫之日》（Day of the Locusts）中对此事进行讽刺。“真高兴能活着离开那里。”歌词里这样写道。

迪伦先生以此种苦涩而充满矛盾的歌曲见长，他偶尔还会绷着脸出现在勒瑟姆先生称为“非迪伦式世界”的场合，这些都很容易让人们感到：他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对主流追求丝毫不感兴趣。无论是出席格莱美或者参加义卖唱片《天下一家》时，迪伦先生“几乎总是以一些非常孤僻不合、摔摔打打、不情不愿的行为大煞风景。”勒瑟姆先生说道。

近来迪伦先生参加的典礼有：1997年约翰•F•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其颁发表演艺术奖的典礼、以及200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典礼——通过卫星从澳大利亚转播——他表演了歌曲《一切都已改变》(“Things Have Changed”）,并对此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表达了感谢之情。

这些奖项丝毫不能减少迪伦先生的叛逆之心，他在歌曲中曾经唱过：“如果你不想受约束，那你就得诚实地活。”瑞克斯先生说道：“众所周知，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认为自相矛盾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这说明他能包纳百川。”“迪伦不仅唱歌给大家听，还能包容承载他们。他今天的想法和感觉和昨天会截然不同，不过谁不是如此呢？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吗？”

关于迪伦先生获得利策奖，瑞克斯先生称“有一些出乎意料”。“但为什么我们就得中规中矩呢？”

直到这篇文章动笔之时，迪伦先生还没有就此奖项公开发表评论。而他的代言人们则对此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所以，迪伦先生是否会出席五月二十九日在纽约举行的普利兹颁奖午宴，我们还不得而知。他的日程表显示，五月二十八日他会在丹麦出席活动，五月三十日则在挪威。

但那并不意味着普利兹委员没将他的出席列入计划之内。“哥伦比亚跳水教练给我的建议是‘别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吉斯勒先生说道。“于是我说：‘好的。’我可没料到自己会得到跳水教练的建议。”